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微生物所）的博士后研究者人数翻了3倍。
涨薪、奖励、打通晋升“天花板”……这个国立研究机构为吸引博士后到站工作打出一套“组合拳”。
“博士后是一线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技创新工作的主力军。”微生物所所长钱韦对《中国科学报》说，这样做有助于研究所建设青年人才队伍的“蓄水池”，培养下一代的学术带头人。
打造人才“强磁场”
在博士后制度改革前，微生物所做了一次统计：研究所有85个课题组，但只有三四十名博士后，且分配极不均衡。有些课题组多达七八名，也有很多课题组没有博士后。
“这个现象也是有原因的，说明之前大家没有高度重视这件事情。”钱韦说。
当前，以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主体开展科学研究是我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不过，这种科研团队组织方式并非一个理想模式。多位科学家曾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它可能因任务过重导致学生压力增大而衍生出师生关系矛盾；也容易因研究生尚未充分完成科研训练而出现出成果慢、研究成果不可重复等科研问题。
我国研究生教育底子薄、基础弱，这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1983年才诞生首批18名博士生，1985年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
但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人才结构已今非昔比。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人数统计，当前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已逾10万人，2019年招生人数为10.52万人。另据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已设立7000多个博士后站。
这为我国科研活动组织模式的转变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科院院长侯建国曾强调“加强博士后储备队伍建设”。为加快实现国家创新人才高地建设目标，2019年11月，中科院在现有人才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推出“特别研究助理资助项目”，其目的旨在吸引优秀博士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创新型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扩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后备队伍。
这也是微生物所的努力目标。该所在中科院相关布局的基础上对博士后制度进行了大幅改革，以打造吸引博士后人才的“强磁场”。
2020年以来，微生物所博士后工资大幅提升。博士后基础年薪提高至22万元起，按照绩效，上不封顶。而改革前，该所博士后按照2015年我国博士后研究人员薪资标准，每人每年为8万元左右。
为鼓励优秀人才聚焦主业多出成果，该所特别设立了优秀博士后奖励计划——微苗计划，表彰当年度做出突出成绩的全职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据了解，该计划分为三个奖励等级，分别奖励5万、3万和1万元，自2021年12月首次开展以来，已有17人入选，获得由该所所长创新改革基金增发的特别绩效奖励。
“博士生拿到学位已经30岁左右，很多人要支持自我职业发展，还要养家糊口，工资过低容易消磨科研热情。”钱韦说。
不止如此，该所还在博士后管理方面做了大幅调整。
一直以来，博士后的身份定位在我国都处于一个模糊地带。钱韦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自己做博士后期间的经历，那时由于这一岗位处于灰色地带，既不是学生也不是职工，没有个人保险，更谈不上福利。
此次改革中，微生物所将博士后从原来的学生处划归到人事处，参照正式职工进行管理。博士后一入站即被聘用为助理研究员二级岗位，发放五险一金。从而方便在出站之后，更好地与用人单位对接。
更重要的是，该所还按照中科院的相关政策为博士后打开了职业“天花板”。只要符合岗位聘用条件，在站期间就能申报副高级专业岗位。特别优秀的人员还会推荐参加中科院高层次人才计划和微生物所青年研究组长岗位选拔，成为青年学术带头人。据悉，2021年该所首次进行的在站全职博士后申报副高职称和级别内升级中，已有10人晋升为助理研究员一级岗位。
此外，微生物所还建立了博士和博士后招收联动机制，基于设立在该所的生物学和基础医学两个博士后流动站，鼓励研究所优秀博士毕业生入站转换方向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做更有分量的研究。为促进产学研合作交流，该所还与国内10家企业、高校签定联合培养合作协议，加快高端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我们这些措施‘砸’下去，目的就是让研究所的博士后有更好的工作环境。”钱韦说，“中科院的软实力也是稀缺资源。这里的科研平台和氛围就像‘烧红了炉膛的炉子’，一定能够吸引有志于科研的优秀人才。”
进来都能“拔一截”
现在，微生物所人才制度改革带来的“磁场”效应已经凸显。
该所博士后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1年底该所全职博士后已有90多人，加上联合培养博士后已有110多人，一年出头的时间里人数翻了3倍。
这支青年人才队伍取得了一批亮眼的科研、专利成果。从2020年初至2021年底，该所有60余名博士后分别获得不同类型的科研基金和项目资助，入选资助总人数创历史新高。这些资助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或青年基金、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中科院特别研究助理资助项目等。此次记者采访的多位博士后都获得了不止一项基金或项目资助。
今年刚进站一年出头的柴琪瑶是微生物所一名硕博连读的博士后，这个笑起来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线的“90后”青年看起来仍有些腼腆。不过，科研中的他却十分有冲劲儿。
去年，他和同事在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与宿主免疫防御的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揭示了结核病的分子病理学特征及新型诊断标识物。现在，他正负责四个科研基金项目近150万元的科研经费。
“这次博士后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打开了职业晋升的渠道，中科院和研究所层面都设立了系统化的考核奖励制度，博士后只要做出成绩就会受到认可。”柴琪瑶期望今后能够做出真正帮助临床结核病诊断及治疗的研究成果。
对于龚路遥来说，过去两年的时光也是收获满满。去年她作为共同第一作者和同事找到了保护微生物基因组编辑系统的“暗物质”，这项发表于《科学》的研究有助于从更高维度上认识微生物的免疫策略。
最近，她第一期博士后刚刚到站，打算“再做一期”。“综合来看，性价比非常高。”她笑着对记者说，“待遇提高了，生活上没有太多顾虑。这里各方面对于博士后好的政策都有利于踏实做科研。”
龚路遥表示，从学生到职工的身份转变，意味着更大的独立空间和主观能动性。尽管所里对博士后的工作没有硬性要求，压力不太大，但合作导师和她本人都有更高的期待。现在，她已经拿到了三个博士后项目资助，希望通过挖掘微生物中潜在的编辑元件开发新型基因组编辑工具。
像柴琪瑶、龚路遥一样，胡鹏杰也是微生物所一名硕博连读的“土著”。选择留下来，他希望继续完成博士生期间的重要研究，同时得到理想的科研训练。
去年，胡鹏杰参与了一种潜在新型抗感染药物——膳食补充剂葡萄糖胺抗菌机制的研究，该研究为其他病原真菌抗感染策略的研发提供新的视角。现在的他也拿到了多项国家基金支持。未来，他希望深耕人类病原真菌这一每年会导致全球超过200万人死亡的领域，以基础研究为依托开发新的诊疗策略，期望最终在临床上实现治病救人。
“博士后是向职业科学家过渡的重要阶段，需要有较强的综合素质，比如项目申请、课题设计和实施、合作交流、论文写作等。对于以后想做PI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来说，也要逐渐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学习如何去建立和管理一个实验室。”胡鹏杰说。两年的科研训练也让他的综合科研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微生物所的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领域可以说已经处于世界领跑阶段，至少是并跑。”2021年3月刚入站的博士后刘科芳说，在这里有一流科学家的指导，可以参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也可以担任‘小负责人’带领小团队完成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参加和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在各个方面得到锻炼。
入站短短一年内，刘科芳也已经获得三个国家博士后项目的支持，入选中国科协“第七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他参与了新冠相关冠状病毒的跨种识别与分子机制研究，评估了新冠病毒、蝙蝠冠状病毒RaTG13与26个物种的跨种识别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理论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在《细胞》等学术期刊发表，并入选了2021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_
“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各个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微生物所的环境下，我们希望不管是谁，进来都能够‘拔一截’。”钱韦说。
合理模式助力更强科研
“要增强科研产出，科研力量组成模式必须是合理的。通过这样的制度改革，也为研究所未来人才梯队的布局提供了重要保障。”微生物所研究员、真菌学国家重点室副主任王琳淇对《中国科学报》说。
他表示，在发达国家，研究团队中博士后的数量往往多于研究生，科研的主力军是博士后。而对于研究生，课题组长的职能更多是培养。
目前王琳淇课题组的博士后仅有“一棵独苗”。随着博士后制度的改革，组内组外多位优秀博士生向他表达了做博士后的愿望。“他们能力都很强，每个人都能带领一个研究方向，有的可以负责开疆拓土，有的则可以做精细深入的研究。他们在博士后期间也有很强的职业诉求和自我驱动能力，相信他们能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做大做强。”他说。
据了解，此次微生物所博士后制度改革中研究所投入近千万元，随着博士后待遇的大幅提高，尽管通过中国科学院特别研究助理政策获得了稳定的经费支持，但研究组的人才成本也相应增加。这意味着课题组对博士后的选择会更加严格。
“仅仅为了延期做成一个课题而随意选择一名博士生不太合适；他应该能够使课题组增加未来的科研竞争力，比如有能力拿到竞争性基金资助，或是做出重大的成果。”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翠华说。
在她看来，如果一名博士在经历了较长期的严格训练后，还继续决定做博士后，就是选定将科研作为事业，进行长期的规划。这样对科研工作和合作导师对他们的培养也更加有利。
对此钱韦也表示，职业“天花板”打开了，但绝不放低要求。“未来，我们希望初中级科研系列采取流动的方式，干得好的才能留下来。微生物所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挑选最优秀的年轻人，承担最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