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叔群

抗战中的科学家精神│邓叔群：“为我们可爱的祖国而献身”

邓叔群（1902-1970），福建福州人，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8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我国真菌学、植物病理学、森林学开拓者之一。

早期从事林业、植物病理学研究工作。运用生态学观点研究中国早期林业史、造林与管理、洪坝森林等问题；对半边莲的丝核菌病、水稻黑穗病、棉粮作物主要病害及其它经济作物病害防治的研究均取得成就；尤其专长于真菌学研究，发现新种120个，新属4个，为国际上公认并被列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写的《真菌学字典》；系统阐述了蘑菇识别、营养价值、毒蘑类型、中毒症状、解毒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为真菌分类、植物病理学和森林学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黑暗时刻坚持信心，最后胜利归于我们

斗争和拼搏，振奋我们的职责，用坚强的意志和勇气，

为我们可爱的祖国而献身。

——邓叔群《中国森林工作者进行曲》

1939年，我国第一部真菌学专著，邓叔群先生创作的《中国高等真菌》一书用英文出版，该书的扉页上写道：“在极其艰难的工作环境中，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谨以此书纪念难忘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三省。”科学家邓叔群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抵抗外侮表明心迹，更为之采取了实际行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邓叔群无比愤怒竟至于水米不进。他教孩子们唱救亡歌曲，坚决不做亡国奴，自己则坚守岗位，日以继夜完成他的工作。1937年冬，南京失守前，他在敌机轰炸时仍然拒绝进防空洞，坚持在实验室完成采来的真菌标本鉴定工作。当中央研究院已开始西迁时，他让夫人带着两个女儿随员撤离，自己却仍带着助手欧世璜留守实验室，他说：“我不走，等日本鬼子来时打死他几个再说！”1937年12月，日寇逼近南京城，中央研究院命令他立即西撤，他才和欧世璜一起离开了南京。

邓叔群辗转到达湖南南岳（今衡阳市南岳区）与中央研究院同人会合，几天后又迁往广西阳朔。研究院成千个大木箱，一部分暂存在长沙圣经学院，必需部分则运往阳朔。邓叔群在自传中写道：“此时我开始叫我的家庭准备过游击的生活，桂玲同小孩子此时我己有三个女儿邓泳、邓荘、邓銧都练习吃苦耐劳，作身体及精神上的准备，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劳动的观点。”

在阳朔，中央研究院的几个研究所集中在中山纪念堂里。这座两层小楼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1年视察阳朔而集资建设的，空间逼仄。邓叔群的研究设备除两架显微镜以外别无它物，但并不影响对研究的投入。整理标本的过程中，他需要对部分标本进行核对，但标本存放在长沙圣经学院地下室的木箱内。欧世璜毫不迟疑，立即返回已是前线的长沙，将标本取来。后来欧世璜回忆此事说：“邓师对工作的态度十分谨慎，一切查考到底。”

1939年，日寇逼近广西，在阳朔暂驻了年余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迁往重庆。邓叔群却打算留在广西，加入五路军，到前线去，和日寇血拼到底。五路军的长官没有允许这位教授到前线作无谓牺牲，他只好撤往四川。

到达四川后，他怀着满腔悲愤，写下了诗篇“勇士们前进”：

我们的故乡是那遥远的扬子江，轰炸声已响彻偏僻的西部。

我们的心悲愤激昂，勿再彷徨，不惜牺牲打回老家收复失地。

燃起民族复仇的火焰，誓死不作亡国奴！

要用血和肉拯救深重国难，勇士们列队前进！

此时动植物研究所进驻北碚，建了一栋四大间的小平房，邓叔群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他决定放下真菌学研究，捡起在美国学习的林学，为国家的林业作些实际工作。他在自传中写道：“因中国林业最不景气，而林业对于中国人民的影响比植物病理还要大得多。抗日战士在前线流血，我索性到最后方去吃苦，希望能做些对于人民有利益的工作。”

这时中央农业实验所也迁来重庆，为他提供了一笔经费，作为实地勘察川康森林之用。邓叔群于是率领“西康洪坝森林调查团”开赴祖国西南山区，进行原始森林调查。1939年，他们由重庆出发，至雅安，过大渡河，到达位于大渡河支流松林河沿岸九龙县的洪坝。洪坝属于大渡河流域，山峦叠嶂，沟壑纵横，草原辽阔，森林葱郁，河水清澈，瀑布成群，尽头是皑皑雪山。

调查队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林区入口处是一个彝族小村寨，他们就在村寨里借住，房屋是石砌碉堡式建筑，阴暗潮湿，跳蚤成堆。大渡河水急滩险，松林河水流更为湍急，险滩无数，渡河只能靠一种十分简陋的用竹篾编成的缆索桥，行人将身体系在竹索上悬空攀缘飞渡。林区鲜有人迹,除极少采药人和猎户偶尔进入林区外，根本无人进入林区。调查团连同向导和工人近10口人，粮食要由沟外雇工背运进来。林区海拔超3000米，空气稀薄，气压低，只能用火米(晒干的熟米饭)煮饭，或用玉米粉在火上贴饼子。

在这里，邓叔群创作了诗篇“振奋起来”：

白昼的工作十分艰苦，彻夜的休息又使人振奋，

不要紧，小伙子们，振奋起来！

冰冷的雨水淋湿衣装，温暖的篝火重还你轻装，小伙子们，振奋起来！

穿过茂密的森林，攀登高山峻岭，跨越草丛绿野，

白昼的工作十分劳累，酣睡重还你力量，

不要紧，小伙子们，振奋起来。

邓叔群他们估测了林区面积、森林蓄积量、绘出了林区简图，这是我国首次研究主要林木生长量之先声。他们测制了中国第一批原木材积表、用英文写成《洪坝森林之研究》，发表在1939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报告中。这篇报告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林学文献中的经典。

同时他也发表了以“今日中国的林业问题”为题的对国家林业政策的建议文章，认为应在中央政府统一控制下勘测现有森林，科学管理以便持续生产木材。后来他在回顾这段工作时，写道：“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甘肃省政府也未能利用我工作的结果来整顿甘肃的林业。”遗憾于科学救国的愿望无法实现。

1940年，邓叔群开始考察云南丽江以北、当时西康省（今属四川省）的林区。他们由丽江北上，经永宁而至康定川西木里等雅礲江两岸林区，历经几个月的艰苦工作，调查了丽江云杉、长苞冷杉、红杉落叶松、云南松、华山松、红桦、高山栎等7个树种的生态、蓄积量、生长量和病虫害情况，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经营方针，更新保护技术。他用英文写了“我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一）”，发表在1940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报告中。

在林区工作时，常遇阴雨连绵，邓叔群经常带领助手一起伐木、锯木。为鼓励士气，他曾创作了几首英文歌。如1940年4月，他在丽江创作了“中国森林工作者进行曲”：

我们跨越高原前进，进到云杉和云南松林。

你们将会看到不管天雨和天晴，

我们总是兴高采烈。

我们必须挺立和工作，抢救我们的正在消亡的原始森林，

改造我们的荒山变为绿色的用材基地，

让我们忠诚并求实，联合起来去夺破。

1940年，邓叔群在清华和康奈尔的老同学张心一（1897—1992，甘肃省永靖县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甘肃省建设厅长。他对邓叔群的学术和为人都熟悉，又知道他在抗战后到西康考察的成绩，便邀请邓叔群到他老家去搞林业建设。邓叔群欣然同意。于是甘肃省建设厅与中央研究院签约，借调邓叔群到甘肃工作5年。

邓叔群一面到甘肃南部洮河上游、白龙江流域和祁连山区考察选点，开展天然林经营试验研究工作；一面帮助甘肃省农业实验所规划兰州市黄河两岸的绿化工作。

我们知道，兰州市是黄河流域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大城市。两岸各有山麓。北岸称白塔山，南岸称皋兰山（据说兰州的名称即来自此山）。这两座山上当年光秃秃的，由于西北常年雨水稀少，植被很少。考察后，邓叔群建议在两岸山坡开挖水平沟，聚积雨水解决水分不足问题，并选择抗旱树种一一白榆、山杏、红柳、侧柏等进行雨季造林。这一建议得到张心一的赞同和支持，决定派刘尔晏和周选德两位林学工作者分别负责北岸和南岸的绿化工作。一直坚持在兰州从事林业工作的甘肃省林业厅总工程师张汉豪高级工程师认为“这种方法，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已在全省同类地区普遍推广应用，成效显著，邓教授的这一创举给甘肃千旱荒山造林绿化立下了巨大的功勋。”

60多年后的今天，兰州市黄河两岸仍然继续着绿化大业，现在已经有比较丰盛的植被。

1942年，邓叔群到陇南洮河中上游考察选点，因为在这里进行有效的原始森林保护，保持生态平衡，防止水土流失，对防治黄河下游地区的水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叔群选定了藏族宗教政治的重镇一一卓尼城外、洮河之滨的一个林木丛生的滩地，带领十几位年轻人，着手建立研究基地一一洮河林场。

1943年，邓叔群用诗篇鼓励年轻人不怕困难，坚守岗位：

我们是勇敢的绿色森林之人，岷山的森林者！

在您们的拼搏中富有信心，站在前驱者的岗位上！

不怕西北风的寒冷，不怕边疆的大雪，让你们沸腾的热血，

使你们永远光辉灿烂！”

——卓尼（1943年11月）

1944年，他在祖国的大后方，边远的深山老林中，可是无时无刻不想到祖国的命运，他把自己的工作和伟大的全民抗战时刻联系在一起：

祖国大地染遍鲜血，

敌寇日益逼近，

我们有谁愿当奴隶?

不!要争脱枷锁杀尽日寇!

我们宁死不屈，要为自由而战，决不当亡国奴!

紧握复仇之剑，要为自由而战!

顽强不屈，要夺取胜利。

倾听那为自由而战的神圣召唤!

来吧!在战旗下列队!把日寇驱入大海!

——为自由而战    （1944年4月）

邓叔群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我就到洮河流域的卓尼开辟我的新园地，叫做洮河林场，我带上我的家庭到那里与番子相处，与土豪劣绅奸商、土匪作坚决的斗争。结果我将公司所划予洮河林场的资金大部分用作购买森林之用，一共买了约五百方里的森林，保护了它免掉落入奸商之手，被他们滥伐破坏。林场同人并收全部林区详细调查，立科学管理的基础。”

在邓叔群主持下，先后在洮河上游建立了大峪沟、卡车沟、绿珠沟三个分场和一个畜牧场，并用了近2年时间对这三个林场进行了实地测查，摸清了森林的组成和结构，森林资源的面积、蓄积、分布和森林病虫害的情况、林副特产情况、草山的特点等，绘制了《地形林型图》。这项工作不仅为科学管理提供了依据，也是我国林型划分、绘制和应用的开端。他还编写了《森林浅说》一书，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建立科学生态林业体系的思想。而他在洮河林场的工作，正是他生态林业体系思想的实践。

经过深入的调研，邓叔群在洮河林场建立了一套保证更新量、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经营管理制度，使原始森林“永伐不尽，永远保存”。这个制度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依旧在执行，洮河上游至今依旧郁郁葱葱。

为了把这些制度切实准确地执行，邓叔群全家都搬到林场常住下来。卓尼名义上相当于一个县城，但没有街道，没有商店，所需的粮食、油、盐和各种日用品都靠牛车从百里外的岷县拉回来。也没有学校，孩子们只能在家自学和参加劳动。他们自己劈柴种菜、养鸡养鸭养羊，解决生活所需。

他经常亲自带着刀枪或弓箭，骑马或步行，跋山涉水去深山老林中勘察，先后到洮河流域、白龙江流域、小陇山和祁连山等林区进行科学考察、测量。有时整月不回家，当时经常跟随的助手只有周重光和张汉豪两人。在原始林区，唯一交通工具是骑马，除小陇山外，洮河、白龙江均系藏民，祁连山系裕固族，语言不通要带翻译，还要事先与当地上层人士联系。每到林区，白天登山做标准地、选标准木、锯圆盘、测年轮等，晚上整理真菌标本，换植物标本纸，夜以继日，很少休息。

他们不仅要时刻准备同毒蛇猛兽搏斗，还要对付武装歹徒的抢劫和袭击，时常有生命危险。例如1944年秋天，洮河林场一个调查小分队，在卡车沟分场一个最偏僻的山谷内调查时即被10余名武装歹徒抢去了2匹马、3件武器，其他生活用品也被洗劫。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邓叔群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他“抗日战士在前线流血，我索性到最后方去吃苦，希望能做些对于人民有利益的工作”的誓言。

邓叔群首先在我国倡导生态林业。他认为这是发展我国林业的必由之路。40年后，“生态林业”的思想被广泛认可，殊不知早在20世纪40年代邓叔群已经用理论说明，并用至今依旧保持着比较良好生态环境的洮河林场证明了他的正确。2015年洮河林场为邓叔群竖立的纪念碑，让后代永记他的功勋。

另外，他认识到甘肃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洮河流域属于森林草原地带，在林区均是阴坡森林阳坡草山，单一经营林业前景不佳，必须因地制宜与畜牧业发展结合，同时相应地发展农业，走大农业的道路，这才是最好的出路。

因此，邓叔群决定要建立林、牧、农结合的基地，进行科学实验，希望取得经验，逐步推广。1943年开始，他选定在甘肃岷县木寨岭北麓的小林沟区(新中国成立后划归漳县所辖)建立林、牧、农结合的生态林业基地——木寨岭牧场。聘请了畜牧专家李仲莲、史建章等筹建，从拉卜楞(即夏河县)买了20多匹种马，并从当地购买了一片天然森林和几公顷河滩地，建立了林、牧、农结合的“生态林业”基地。他还打算以这里为出发点，进行甘川公路兰州到岷县段的造林绿化工作。

这时已是1945年5月，距离他借调甘肃5年的期限快到了。按原来计划，他要全面考察中国西北所有的原始森林，但此时还没有去祁连山林区，于是立即前往。后来根据在西北进行的工作，绘制出了我国第一幅《西北原始林型图》。

在甘肃整整5年，邓叔群发表了“我国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二)、“甘肃森林地理及其生态问题”、“甘肃树木造林学特性”、“甘肃林业之基础”、“西藏东部高原的森林地理”“甘肃的气候与树木年轮”、“甘肃林业的基础(与周重光合作)”等与甘肃林业有关的文章，为甘肃林业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对西北地区乃至全国林业发展也有重要参考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北为祖国建立了一种合理经营林业和管理森林的制度。他是甘肃省主要林区——洮河、白龙江、小陇山、祁连山林区科学考察的先驱，创建了科学经营天然森林的洮河林场的样板。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邓叔群5年特殊的抗战结束了，虽然农林牧一体化的示范工程没有得到圆满的结果，但他在西北林业上作出了前无古人的成绩。

供稿：程光胜

整理：微生物所综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