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芳澜

抗战中的科学家精神│戴芳澜先生在西南联大

戴芳澜（1893-1973），字观亭，湖北江陵人。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1913年结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4-1919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国真菌学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创建人之一。

早年对水稻、果树等作物病害及其防治进行研究。20世纪30年代后从事真菌分类学、形态学、遗传学及植物病理学研究。代表论著有《芋疫病》《三角枫上白粉菌之一新种》《中国真菌杂录》《中国真菌总汇》《中国经济植物名录》《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会讯》等。对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为中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真菌学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创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真菌之父”。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诞生在中国战火纷飞、生民涂炭的年代。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的师生，烽烟中辗转迁徙，在云南建立起西南联大。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先生，作为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的负责人之一，同联大的同事和学生们一道坚守和传承，即使经常跑警报、躲轰炸，食不果腹，仍始终不渝地教书育人、科研报国，爱国的热情和担当巍巍可敬。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北平失守。8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公函，指定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戴芳澜和农研所同仁于当年8月到达长沙，暂驻长沙小吴门外韭菜园圣经书院。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又将临时大学迁至昆明。

1938年2月，戴芳澜与农研所同仁到达昆明，随联大理学院一起，暂驻城西昆华农校，生活的艰辛毋庸多言。5月1日，联大在昆明、蒙自两地正式开课。农研所基本的工作是调查云南当地的农作物病害。在1939年夏，农研所随同迁往昆明城西的大普吉。

大普吉村位于玉案山和长虫山之间，距离昆明七八公里，不远处是1912年建立、属于省立农事实验场的果树园。清华大学为农研所、金属所和无线电所新建的校舍就在果树园内，被称作“清华三所”，不过农研所的虫害组没有迁来。

清华三所大院南北长100米、东西宽50米，占地5000平方米。三排东西向的平房，将大院分为贯连相通的三个院落。房屋虽然土木结构、坡面瓦顶，比较简易，但举架较高，墙体厚实，门窗宽大。整片建筑朴实大方、不失气派。无线电所和金属所居北，农研所在南，中间是公用的图书馆、饭厅和厕所。图书室既供阅览图书之用，也是学术交流的场所，工作人员也在此处社交，举办文艺活动。各所分别拥有十多间房屋，有实验室、工作室、办公室、资料室和宿舍等，房门上有木制金字的英文标牌，一切井然有序。

戴芳澜的住所在农研所内，是三间平房。三合土地面，没有天花板，从瓦缝中能够看到蓝天。房外有个不大的院子，种满花草，还不时栽种些西红柿、辣椒等蔬菜，夫人邓淑媛女士将房子和院落整饬得井井有条，不无美感。和他相邻的有汤佩松、俞大绂、殷宏章等农研所的教授。

在大普吉附近，龙院村里住着梅贻琦、杨武之、赵访熊、姜立夫、赵忠尧、赵九章、吴达元、杨业治等学者；陈家营村里，住着华罗庚、黄子卿、闻一多和余冠英等学者；大河埂村则住着潘光旦教授。

为使师生看病方便，戴芳澜曾商请校医院全绍清先生在此处设立了诊所，除了给教授们治病，还对当地缺医少药的农民开放，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

一大批当时的学界精英，聚居在这不大的城郊一隅中，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自然形成了一个科学文化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堡垒。

从1939年新学年开始，一个科学研究的中心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建立起来了。

这里聚集着一大批激荡着爱国情怀的精英科学家。在北京和天津形成的学术传统，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延续和发扬。汤佩松的回忆录《为接朝霞顾夕阳》中道出了那时的状况：“这段时间内在生活上愈来愈艰苦，工作上由于物资的来源和供应愈来愈困难也更加艰苦。而正由于此，我们之间也愈来愈团结，意志愈坚强。无论是在工作中，在生活上，总是协同一致、互相帮助。”物质条件的极端艰苦，却诞生了高纯度高品质的精神生活，那时那地的人可以这么纯粹、高洁。

农研所新建的实验室虽然简朴，但配备了新购置的实验设备。病害组有蒸汽杀菌器、干燥器、恒温箱、显微镜、切片机等必需器械，其他设备可以向本校生物系借用，实验条件和图书资料基本得到满足。由于农业试验的地域性很强，他们根据云南植物病害调查初步结果，重新制订了工作计划，将工作重点放在小麦、稻作、大豆等病害的研究上，重新采集起当地的籽种。

当年作为病害组研究助教的姜广正，以亲历者的视角描绘了戴芳澜在实验室工作的情景。“……老师的实验室是一间位于一排座北朝南矮小砖木结构平房的中央，门外挂着一个破竹帘子，室内没有一点声音，我在门外虽有些紧张，但终于掀帘进去，靠墙边一站，看清楚这间简陋的研究室。房间面积约16平方米，北墙边是几个本色的木书架，架子上是标本和书籍。南边靠窗的是一个工作台，台上有一架老式显微镜，还有一些常用的简单仪器、药品等。天花板上挂着一只有灯罩的电灯泡。老师正一条腿站着，一只脚踏在凳子上，集中精力看装有描绘器的显微镜，右手正在纸上绘图。……”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农业研究所植物病害组除原有的周家炽、石磊和王清和外，戴芳澜又把当年在金陵大学的助教俞大绂请来当研究教授，还聘请了赵士讚、戴铭杰从事病害调查工作。病害组的工作人员增加到了6人。1940年，方中达从金陵大学毕业来到农研所；1941年，裘维蕃应老师邀请回到农研所，从事伞菌的分类研究；1942年后，又有沈善炯、尹莘耘、相望年、姜广正等多位大学生来此工作。农研所呈现空前的繁荣。

云南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鸦片战争后，云南一直是西方国家觊觎的地方。天主教神甫德瓦拉(J.W.Delavay)从1881年至1891年的十年里，在云南大理、丽江一带采集了二十多万号植物标本，发现4000多种植物，1500个新种。这些植物上的寄生真菌，由法国真菌学家巴杜依亚德(Narcisse Théophile Patouillard，1854～1926)进行了鉴定，描述了云南真菌200多种，其中有两个新属，28个新种。

戴芳澜早已知晓这些情况，现在来到这块宝地，当然要抓住良机，自己组织采集和调查。这不仅可以掌握云南的植病状况，更可以收集和了解云南的真菌资源。因此，在迁来云南之初，调查工作成为他们的主要工作。调查范围遍及云南省东北部、西部和南部。调查时或徒步，或骑马，生活艰苦，还时时受到疟疾和其它传染病的威胁，但这些都是可以战胜的问题，并不构成他们推进工作的阻碍。

在昆明前后8个年头，戴芳澜除每周一次到城里校本部为生物系学生讲课外，主要领导清华大学农研所病害组从事研究工作，并担任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委员，参与决定清华各研究所的方针与经费分配。

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调查发现普通作物病害51种，果树病害42种，蔬菜病害65种，特用作物病害56种，花卉病害16种，分离的病原菌已定名者共202种，在调查植物病害的同时，为进行小麦抗病育种，采得小麦单穗4500余个。此外，在小麦之病害实验和抗病育种试验，大麦之抗病育种试验，棉作之病害实验，大豆之选种，蚕豆之病害研究，水稻“一柱香”病的研究，蓖麻子疮痂病与扁豆疮痂病之研究等，都有精彩的研究工作。

戴芳澜的真菌学研究，也在高效率地进行中。他坚持延续了20多年的有关我国真菌学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根据在云南的调查研究结果，写出了“中国真菌杂录九”。该文记载了在华西的真菌16种，对它们的生长状态、形态和寄主作了描述，其中定了5个新种名称。

一直坚持推进的，还有他的白粉菌研究。他仔细比较了绝大多数在中国采集的白粉菌科标本，而且得地利之便，连续数年对同一棵树上的白粉菌的变化进行研究性观察，在国外发表了“中国白粉菌的进一步研究”一文。

他对云南丰富的地舌菌种类，尤其感到兴趣。1944年，他在美国真菌分类学期刊《Lloydia》上发表的“ 云南地舌菌的研究”中指出“云南是假地舌菌属(Hemiglossum)模式标本的产地，地舌菌的种类异常丰富。”该文详细描述了云南地舌菌29种，4个变种，其中有12个新种名称和3个新变种名称均由他命名。这篇论文是世界地舌菌科分类中的一篇重要文献。他命相望年和尹莘耘到西郊妙高寺去采集枸子鞘柄锈菌标本。采回后，他立即观察、固定，制作石蜡切片，随后就能听到从他的小屋里传出手摇切片机的嚓嚓声。1948年创刊的《农学学报》英文版发表的“Coleopuccinia（鞘柄锈菌属）一新种并对于该属之讨论”一文，就是此时的研究结果。

1947年在国外杂志《Farlowia》发表了戴芳澜的“中国西部锈菌的研究”一文，报道了在云南采集和寄自四川、湖南、贵州和甘肃等省的锈菌的研究结果，共213种，分属于25属，其中云南采集的占164种。有25种是由戴芳澜给定了新的名称。他辞世后，他的学生在整理他的资料时，又代他在《植物分类学报》（1973）上发表了2个锈菌新种。

1948年，他和洪章训一起发表了 “云南的鸟巢菌目”，其菌种也是从1938年至1939年在云南采集的标本中分离的。同年在《Lloydia》上发表了“中国的尾孢菌(2)）”，这是戴芳澜继1936年在金陵大学之后发表的关于尾孢菌的第二篇分类学论文，共记录了60个种，大部分采自云南。其中有10个种是新的命名。

戴芳澜和学生们在云南及我国西南部采集了大量白粉菌、尾孢菌、锈菌等标本，发现了很多新种、新记录、新寄主和新的分布地区；云南丰富而特有的高等担子菌、子囊菌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热带亚热带经济植物病害，是病害组新的研究课题。在戴芳澜的指导下，周家炽研究了鸡纵与白蚁的关系、扁豆和蓖麻疮痂病，木棉枯萎病；裘维蕃研究了鹅膏菌、牛肝菌、红菇；沈善炯研究了水生藻状菌，等等。俞大绂教授也开始研究云南蚕豆的病害，尤其是镰孢霉引致的病害，小麦三种锈病菌的生理分化等工作。

在他们1940年的计划中，还提到要进行植物病毒的研究。可见戴芳澜当时已经认识到病毒病害的重要性。另外，他们没有忽视作为国家高水平研究单位训练真菌、植病工作人员和推广真菌、植物病害知识的责任。

大普吉人的生活开始尚能勉强维持，但1942年以后，物价飞涨，连教授的工资收入也难以维持温饱了。这批在书斋和实验室中研究真菌和以对付有害植物寄生真菌为使命的专家，也不得不效法祖先，借助真菌，将千百年来我国传统酿制发酵食品的技术加以适当改良，办起小型酱油作坊来。由戴芳澜组织俞大绂和裘维蕃等数位同仁，利用业余时间，生产出了鲜美的黄豆酱油。产品不仅足够自给，还为众多教授家庭和联大员工学生奉献了久违的价廉物美的调味品。而几位“酱油师父”也不无经济收益，多少能够补贴生活开支。戴师母邓淑媛在收入难以为继的日子，曾将戴芳澜的皮大衣送进了当铺，她也和许多教授夫人一样，为驻滇美国空军加工布绣臂徽，还刺绣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绢面手帕出售给美军，借以贴补家用。

物质生活的艰苦，并没有使这批优秀的科学家消沉，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之余，他们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介绍西方的科学最新进展和学科前沿动态。无线电研究所在公用的图书馆内安装了一个柜式收音机和电动唱机，经常举行唱片音乐会。各类体育竞赛、桥牌会、麻将会、舞会等活动使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十分丰富多彩。戴芳澜酷爱京剧，有时也自制行头充当票友。那时戴芳澜没有子女，但夫人邓淑媛非常喜欢年轻人，是大普吉师生们公认的“师母”，戴芳澜的住宅经常是学生们聚会的地方。据娄成后院士回忆，当时有些进步学生经常会在戴家聚会。这批酷爱桥牌又水平很高的牌友，包括俞大绂、殷宏章、汤佩松伉俪、娄成后伉俪等，将这种聚会一直延续到了北京。

每当圣诞节来临，他们到附近山上锯来小松树做成圣诞树，挂上彩灯，安置在图书室中，地上铺满鲜松针，当彩灯点亮，壁炉燃起，大家一起唱圣诞歌，跳舞，表演节目。他们甚至还在尘土飞扬的四合院场地上开过一次“盛大”的舞会。戴芳澜和他的夫人邓淑媛，段宏章和他的夫人许桂岚、俞大绂和他的夫人陈绍熙、娄成后和他的夫人祝宗岭都带头参加了。这个美好的夜晚，一直留在汤佩松的记忆里，他在回忆录里用生动的笔触，使这个夜晚成为中国科学史上一段佳话。

这里要提到戴芳澜先生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的友谊。1943年2月，“英国驻华文化科学代表团”在李约瑟的带领下到达昆明，第一站就对大普吉的“清华三所”进行了考察。“清华三所”的研究成果和精神使李约瑟大为感动。他认为：“我们这些科学前哨同仁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协助抗战军人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扼制侵略的业绩。”他在《自然》杂志撰文介绍中国西南的科学，列举了戴芳澜主导的研究工作。 

李约瑟1937年后开始关注中国的科学技术，并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由他主持编著的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迄今为止仍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他在这部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1943年访问西南联大农业研究所时，他与戴芳澜结识，并一直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在调查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时重逢。

1940年，戴芳澜被聘为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委员，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是当时全国最高科学评议机关。同时聘任的有姜立夫、吴有训、李书华、侯德榜、曾昭抡、庄长恭、凌鸿勋、茅以升、王宠佑、秉志、林可胜、陈桢、胡先骕、翁文灝、朱家骅、谢家荣、张云、吕炯、唐钺、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吴定良、陈寅恪和钱崇澍等共30人，其中生物学领域仅5人，可知戴芳澜在我国科学界已享有很高的地位。